有美堂记原文及翻译

1. 有美堂记原文及翻译

有美堂记
欧阳修 〔宋代〕
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宠之以诗。於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以为杭人之荣。然公之甚爱斯堂也，虽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师，命予志之。其请至六七而不倦，予乃为之言曰：
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後得焉。览人物之盛丽，跨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後足焉。盖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娱意於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得而兼也。
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若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僭窃於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後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馀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於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
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遗於彼。独所谓有美堂者，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 梅公清慎，好学君子也。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四年八月丁亥，庐陵欧阳修记。

译文宋仁宗嘉祐二年，龙图阁的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清慎先生到钱塘（杭州）去任职。那时由于皇上很爱惜这位人材，在临行的时候写了一首诗赠送给他。梅清慎先生到了杭州以后，在吴山上盖了一座有美堂，并把皇上赠诗的前两句中的“有美堂”三个字作为堂名，做了一块匾，设法给钱塘的市民带来荣耀。梅先生非常喜欢这个“有美堂”，虽然现在已经调离钱塘，但是还是不能忘怀这“有美堂”，今年从金陵（南京）派人来到京城，叫我给有美堂写一篇序文。派来的人前五、六次都被我推辞了，但梅先生还不怕失败，又派人来求我写序，所以我就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天底下山水的秀美与人们能从中得到的快乐是往往是不能两全的。要能看到登高俯瞰山水的秀美，往往要走到偏僻的乡下，寂寞无闻的村庄里去，要看到相貌好的人物和丰富的物产，有的富人富到拥有连整个城的财富，那光用我们两只脚走去寻找是找不到的，只有到车水马龙的路口，商贾云集的码头去找。前一个是使我们看了风景而忘记了自身，而后一个是想到事物的繁盛也忘记自身。这两个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人们从中所得到的快乐也是不一样的，这二个东西是很难都难能要到的啊。 现时我们所说的“罗浮”、“天台”、“衡山”、“洞庭湖”，还有“三峡”的险要，这些地方是我国东南部最秀丽的风景，但这些地方都是在小的县城、小的州治、偏僻少闻的乡下。
这些风景是给隐士、放逐之人享受的。如果既要是在交通方便，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集市，又要有山水秀美的地方，它能给于有钱的人的以娱乐，我看只有“金陵”、“钱塘”这两个城市了。这二个城市由于幸免于战乱，保存得比较好。宋朝皇帝受于天命，统一了中国，由于金陵归宋较迟，现在江山虽在，但旧的城墙庙宇被毁坏而埋于荒草的很多，到过金陵的人几乎没有不为看到这些景象而感凄凉与踌躇的。这么说，中国只有一个钱塘自五代以来闻名于海内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地前朝的地方官顺及形势，向大宋请命，不动战争。
现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富裕安好，幸福快乐。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又多熟悉工艺技巧，城市中的屋宇非常漂亮。这样的房屋约有十万多座，整个城市掩映在西湖和山林之中，非常好看。在大江的码头上云集有福建来的艘艘商船，这些商船极其忙碌地进进出出于钱塘江辽扩浩渺的烟波里。 到这个地方来的人，大多是朝庭的公卿大臣，也有是皇上的待从，还有各地的喜欢旅游的人和外地来的客人。大家都要寻找个好的地方，筑起了他们亭台和水榭。
朋友们一边相会，一边游览，一边享受山水的快乐。在钱塘的其他地方看风景往往是有得有失，只有这有美堂上看风景，登高望远，既可以看到山水之美，又可以看到人居物产之盛，也就是说一耸目而尽得之啊！ 人们说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这个堂却又兼有钱塘之美，这就是为什么梅清慎先生非常喜欢这个“有美堂”而永远忘能忘怀的原因啊！ 梅清慎先生，是个爱好学习的君子，我们看他的爱好，就可以知道他的人品了。
嘉祐四年八月丁亥日，庐陵人欧阳修写。

2. 有美堂记的译文

宋仁宗嘉祐二年，龙图阁的直学士（尚书），也就是吏部的郎中梅清慎先生到钱塘（杭州）去任职。那时由于皇上很爱惜这位人材，在临行的时候写了一首诗赠送给他。梅清慎先生到了杭州以后，在吴山上盖了一座有美堂，并把皇上赠诗的前两句中的“有美堂”三个字作为堂名，做了一块匾，设法给钱塘的市民带来荣耀。梅先生非常喜欢这个“有美堂”，虽然现在已经调离钱塘，但是还是不能忘怀这“有美堂”，今年从金陵（南京）派人来到京城，叫我给有美堂写一篇序文。派来的人前五、六次都被我推辞了，但梅先生还不怕失败，又派人来求我写序，所以我就写了下面这段文字： 天底下山水的秀美与人们能从中得到的快乐是往往是不能两全的。要能看到登高俯瞰山水的秀美，往往要走到偏僻的乡下，寂寞无闻的村庄里去，要看到相貌好的人物和丰富的物产，有的富人富到拥有连整个城的财富，那光用我们两只脚走去寻找是找不到的，只有到车水马龙的路口，商贾云集的码头去找。前一个是使我们看了风景而忘记了自身，而后一个是想到事物的繁盛也忘记自身。这两个的追求是不一样的，人们从中所得到的快乐也是不一样的，这二个东西是很难都难能要到的啊。 现时我们所说的“罗浮”、“天台”、“衡山”、“洞庭湖”，还有“三峡”的险要，这些地方是我国东南部最秀丽的风景，但这些地方都是在小的县城、小的州治、偏僻少闻的乡下。这些风景是给隐士、放逐之人享受的。如果既要是在交通方便，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集市，又要有山水秀美的地方，它能给于有钱的人的以娱乐，我看只有“金陵”、“钱塘”这两个城市了。这二个城市由于幸免于战乱，保存得比较好。宋朝皇帝受于天命，统一了中国，由于金陵归宋较迟，现在江山虽在，但旧的城墙庙宇被毁坏而埋于荒草的很多，到过金陵的人几乎没有不为看到这些景象而感凄凉与踌躇的。这么说，中国只有一个钱塘自五代以来闻名于海内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当地前朝的地方官顺及形势，向大宋请命，不动战争。现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富裕安好，幸福快乐。在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又多熟悉工艺技巧，城市中的屋宇非常漂亮。这样的房屋约有十万多座，整个城市掩映在西湖和山林之中，非常好看。在大江的码头上云集有福建来的艘艘商船，这些商船极其忙碌地进进出出于钱塘江辽扩浩渺的烟波里。 到这个地方来的人，大多是朝庭的公卿大臣，也有是皇上的待从，还有各地的喜欢旅游的人和外地来的客人。大家都要寻找个好的地方，筑起了他们亭台和水榭。朋友们一边相会，一边游览，一边享受山水的快乐。在钱塘的其他地方看风景往往是有得有失，只有这有美堂上看风景，登高望远，既可以看到山水之美，又可以看到人居物产之盛，也就是说一耸目而尽得之啊！ 人们说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这个堂却又兼有钱塘之美，这就是为什么梅清慎先生非常喜欢这个“有美堂”而永远忘能忘怀的原因啊！ 梅清慎先生，是个爱好学习的君子，我们看他的爱好，就可以知道他的人品了。 嘉祐四年八月丁亥日，庐陵人欧阳修写 。

3. 有美堂记的原文

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宠之以诗。於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以为杭人之荣。然公之甚爱斯堂也，虽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师，命予志之。其请至六七而不倦，予乃为之言曰：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後得焉。览人物之盛丽，跨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後足焉。盖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娱意於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若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僭窃於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後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chouchu)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馀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於江涛浩渺(haomiao)、烟云杳霭(yaolao)之间，可谓盛矣。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遗於彼。独所谓有美堂者，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 梅公清慎，好学君子也。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四年八月丁亥，庐陵欧阳修记。

4. 文言文翻译：《世美堂后记》

我妻子的曾祖父王致谦是宋朝丞相魏公的后代。他们家从大名府搬迁到宛丘，后来又迁徙到了馀姚。在元朝至顺年间，他们家出了一位在平江路做官的，又因为他们家在昆山的南戴，因此，县里的人都称他们家南戴王氏。王翁他老人家性情豪爽洒脱，奇异不凡，与吏部左侍郎叶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人，他们相互之间交情很好，并结成儿女亲家。到成化初年，他们家在安亭江边建了上百间房子，厅堂十分宏伟宽敞，又优雅到了极致，又在匾上提了“世美”二字。四明山的杨守阯太史对此有记载。嘉靖中期，我作为王翁的曾孙，用自己的俸禄救济穷人。当我正在堂中读书的时候，我妻子说：“只要有你在，就不能让老百姓马上有家破人亡的悲伤。”我听后立时感到很伤感，然而我却也很爱自己幽静、美好的家园，可以避开尘世的喧嚣。于是，我想把房子抵押了将所得的钱用来救济穷人，，要是不够的话就每年典押借贷。过了五六年才把那些钱还完。安亭这个地方民风懒惰，土地贫瘠。在我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县里的人都说这样做没好处而阻止我，我就说了孙叔敖请寝之丘、韩献子迁新田的典故给他们听，众人都在笑他。我对于家中的财务，自己从来没有计算、核查过。我的妻子也从来不把情况告诉我，只是叫僮奴们去开垦荒地，在大旱的年成，只有我家的地获得丰收。当稻子成熟的时候，先用它们酿酒给我的父母品尝，自己才敢尝。当丰收了大小麦的时候，先用它们做成美味的酱制品给公婆，自己才敢用它做菜。祖宗的祭祀，宾客的接待，子女的婚嫁，亲友间的礼尚往来，没有做得不周到的，姐妹中孤苦无依的大都来投奔我，周围的学院的居住与饮食都有保障。有时候碰到不顺心的忧愁事，组后都默默接受没有怨言。犹豫我喜爱读书，那些书香人家有零散的书籍，我都找邻里去求借，于是购置的书籍不下几千卷。庚戌年的时候，我到京城参加会试落榜，走陆路过了十天才到家。那个时侯正是芍药花盛开的时候，我的妻子准备了美酒来慰劳我。我说：“怎么会没有遗憾呢？”她说：“抛弃功名事，隐居不出仕，有什么好遗憾的呢？”长沙的张文隐公去世的时候，我悲伤地痛哭，我的妻子也潸然泪下，说道：“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了解你的人了！不过是张公负君罢了！”辛亥年五月末，我的妻子去世了，不过是在张文隐公去世后的第二年。又过了三年，倭奴侵犯我国边境，在一天之中掠夺了许多财物才离开，然而我的房子却没有毁坏，堂里的书也没有损毁。后来我一直居住在县城，一年才去两次而已。辛酉年的清明节，我带着子女前来祭扫，留下来把损坏的地方加以修葺，长住在这里没有离开。一天，我的父亲坐在厅堂里，悲痛地对我说：“房子还在，人却已经不在了，我想念我的女儿啊!”我离开以后，十分哀伤，于是将这些记录下来，写了这篇《世美堂后记》。

5. 欧阳修《有美堂记》原文,注释,译文,赏析

 欧阳修:有美堂记
  欧阳修
  嘉祐二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于其行也，天子宠之以诗。于是始作有美之堂，盖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以为杭人之荣。然公之甚爱斯堂也，虽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师，命予志之，其请至六七而不倦。予乃为之言曰：
  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穷山水登临之美者，必之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而后得焉;览人物之盛丽，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据乎四达之冲、舟车之会而后足焉。盖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华，二者各有适焉。然其为乐，不得而兼也。
  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然二邦皆僭窃于乱世。及圣宋受命，海内为一，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蔼之间，可谓盛矣!
   
  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又有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洽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然其于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遗于彼。独所谓有美堂者，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尽得之。盖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尽得钱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爱而难忘也。
  梅公清慎，好学君子也。视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四年八月丁亥，庐陵欧阳修记。
  北宋仁宋嘉祐二年(1057)，龙图阁学士、尚书省吏部郎中梅挚(字公仪)出任杭州知州。临行前宋仁宗赐诗送行，诗的开篇写道：“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梅挚到任后，颇有政绩，因而依钱塘之山水，发文人之雅兴，在吴山上修建一堂，取仁宗赐诗首章名之曰：“有美堂”。嘉祐四年(1059)，梅挚改任知江宁府，屡次邀请与之有诗文往来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为之撰记。当时欧阳修正在京城任给事中，朋友之请无法推托，就写下这篇《有美堂记》。这也就是本文的写作缘起。
  《有美堂记》一文，一反向来流行的颂谀文字的写法，抓住都会繁华与湖山明丽着笔，行文有如剥笋，逐步比较，层层深入，展示了钱塘的水光山色和繁华盛丽，使读者沉浸于美妙的遐想。不仅如此，作者更如一位高明的导游，以其艺术家的深刻修养和广阔的社会阅历，为我们指明了一条观赏山水都会，获取醉人审美 *** 的门径。
  王安石在其名作《游褒禅山记》中深有感慨地说：“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乎险远，而人之罕至焉。”欧阳修也有这种认识，他认为山水之至美者往往在乎“宽闲之野、寂寞之乡”，譬如罗浮、天合、衡岳、庐阜、洞庭、三峡，这些奇伟秀绝的景观，哪一处不在下州小邑，穷乡僻壤呢?作者认为要观赏这种奇绝的自然美，只有那些“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只有那些隐居岩穴、贬斥荒蛮之士才能独得其美，独获其乐。这里，实际是指明，要达到对自然美的审美观照，不仅要身临其境，有一个良好的审美视角、审美视点，更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审美品格。我国古代美学中早有“比德”之说，《论语》中就多次提到“君子比德于玉”，“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在观赏山水之美时，随着观照者心理的外射活动，自然的山水已被人格化。放逐之臣、隐居之士暂忘利禄，“放心于物外”，渴望使自由的心境与蕴含自由精神的山水融为一体，因而也就能获得最大的精神愉悦。
  与这种自然美、这种艺术中的“逸品”相对而言，作者提出了另一种类型的美：“盛丽”。这种美不同于自然美，它存在于四通八达，舟车交汇，人物富赡的通都大邑，它向人们展示了人类伟大的创造力，经济的繁荣与兴旺，这是一种繁华的美，它需要的是富足、自豪、得意的观赏者。
  两种形态的美都能给人以审美的快乐，作为观赏者的最大幸运莫过于兼得并有之。然而现实难免有缺憾。作者认为“夫举天下之至美与其乐，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然其为乐，不可得而兼也。”这样看来，奇伟秀绝皆在险远之地，通邑大都又无山水之资，能集自然美与人工繁华于一身的胜地，只有金陵与杭州。然作者比较而言，金陵屡经战乱，六朝繁华，已成旧梦;颓垣废址，凄怆伤怀。所以天下唯有钱塘，而钱塘独有“有美堂”为至美、至乐之所在。到此为止，作者已为描绘充满和谐统一美的杭州山水和都市风光布置好了广阔的背景，随着作者墨迹所至，一幅天下独绝的画面最后在我们眼前展开了：水面明澈的河流如镜似带环绕山间。东南奇观的钱塘江上，风帆点点，如云似雪，江涛浩渺，渐去渐远，最后没入无垠，海天一片。近处，楼台华屋，“参差十万人家”;车水马龙，商贾如云……山水登临之美，人物都市之繁，无一或缺，兼为我有。 自然的造化与人工的奇伟在这里交相辉映，争奇斗艳。
  但是，这种造化的神奇和人工的伟力虽可为我们观赏，兼收并得，给我们以巨大的审美愉悦，但它们作为客体还仅具备了产生审美 *** 的基础，要使可能变为现实，还须有所依凭。在欧阳修看来，归根结蒂;观赏者必须具备良好的审美视点和审美品格。在这篇文章中，就是“一寓目”而“尽得钱塘之美”的有美堂，和梅挚清慎好学、从政有方的品行与政迹。
  这的确是一篇工侔造化的杰构。从艺术上看，全篇扣住钱塘尽得天下之至美，有美堂尽得钱塘之至美这一中心轴，将对自然山水之美和都邑繁华之美的生动描绘与深刻的美学见解，一一收束到对有美堂及其建造者梅挚的人品政绩的赞美上来，层层深入，山外见山，褒美而不露痕迹，可谓巧夺天工，精妙之至。而文中将描写、议论、抒情融于一炉，又使人时而似听游山榄胜之道，时而似觉正在登临钱塘奇境，时而似见作者正在倾诉对有美堂、对朋友品德政绩的由衷赞美之情。不觉之中，读者已如身至钱塘，而有美堂景观也深深映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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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文
　　我妻子的曾祖父王致谦是宋朝丞相魏公的后代。他们家从大名府搬迁到宛丘，后来又迁徙到了馀姚。在元朝至顺年间，他们家出了一位在平江路做官的，又因为他们家在昆山的南戴，因此，县里的人都称他们家南戴王氏。王翁他老人家性情豪爽洒脱，奇异不凡，与吏部左侍郎叶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人，他们相互之间交情很好，并结成儿女亲家。到成化初年，他们家在安亭江边建了上百间房子，厅堂十分宏伟宽敞，极尽优雅的情趣，又在匾上提了“世美”二字。四明山的杨守阯太史为他写作了《世美堂记》。
　　嘉靖中期，王翁的曾孙因为欠官府的税金，要把世美堂卖掉。我正在堂中读书，我妻子说：“只要有你在，就不能让人有家园毁坏的悲哀。”我听后，本来觉得很伤感，然而我自己也很喜欢那里环境的幽静、美好，可以避开尘世的喧嚣。于是，我想借钱来还给那个买主（买下世美堂），钱不够，就每年典押借贷。过了五六年，才把那些钱还完。安亭这个地方民风懒惰，土地贫瘠。开始时，县里的人都争着用这样做的害处来阻止我，我就说了孙叔敖请寝之丘、韩献子迁新田的典故给他们听，众人都在笑他。我对于家中的财务，自己从来没有计算、核查过。我的妻子也从来不把情况告诉我，只是叫僮奴们去开垦荒地，在大旱的年成，只有我家的地获得丰收。每年当稻子成熟的时候，（我的妻子）先用它们酿酒给我的父母品尝，自己才敢尝。当丰收了大小麦的时候，（我的妻子）先用它们做成美味的酱制品给公婆，自己才敢用它做菜。祖宗的祭祀，宾客的接待，子女的婚嫁，亲友间的礼尚往来，她没有做得不周到的，姐妹中孤苦无依的大都来投奔我，四方往来的读书人没有不照吃和住的。有时候碰到不顺心的忧愁事，她最后都默默接受没有怨言。因为我喜爱读书，那时旧时的书香人家有零散的书籍，她就让邻里的老妇人求借，于是购置的书籍不下几千卷。 庚戌年的时候，我到京城参加会试落榜，走陆路过了十天才到家。那个时侯正是芍药花盛开的时候，我的妻子准备了美酒来慰劳我。我说：“难道没有遗憾呢？”她说：“我正想和你一起去鹿门山采药隐居，有什么好遗憾的呢？”长沙的张文隐公去世的时候，我悲伤地痛哭，我的妻子也潸然泪下，说道：“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了解你的人了！但是张公是有负于你的啊！”辛亥年五月末，我的妻子去世了，是在张文隐公去世后的第二年。 又过了三年，倭奴侵犯我国边境，在一天之中多次经过了掠夺，然而我的房子却没有毁坏，堂里的书也没有损毁。后来我一直居住在县城，一年才去两次而已。辛酉年的清明节，我带着儿子儿媳前来祭扫，留下来把损坏的地方加以修葺，长住在这里没有离开。一天，我的父亲闲坐在厅堂里，悲痛地对我说：“房子还在，人却已经不在了，我想念我的女儿啊!”我退下后，十分哀伤，于是将这些记录下来，写了这篇《世美堂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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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妻子的曾祖父王致谦是宋朝丞相魏公的后代。他们家从大名府搬迁到宛丘，后来又迁徙到了馀姚。在元朝至顺年间，他们家出了一位在平江路做官的，又因为他们家在昆山的南戴，因此，县里的人都称他们家南戴王氏。王翁他老人家性情豪爽洒脱，奇异不凡，与吏部左侍郎叶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都是当时德高望重的人，他们相互之间交情很好，并结成儿女亲家。到成化初年，他们家在安亭江边建了上百间房子，厅堂十分宏伟宽敞，又优雅到了极致，又在匾上提了“世美”二字。四明山的杨守址太史对此有记载。嘉靖中期，我作为王翁的曾孙，用自己的俸禄救济穷人。当我正在堂中读书的时候，我妻子说:“只要有你在，就不能让老百姓马上有家破人亡的悲伤。”我听后立时感到很伤感，然而我却也很爱自己幽静、美好的家园，可以避开尘世的喧嚣。于是，我想把房子抵押了将所得的钱用来救济穷人，，要是不够的话就每年典押借贷。过了五六年才把那些钱还完。安亭这个地方民风懒惰，土地贫瘠。在我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县里的人都说这样做没好处而阻止我，我就说了孙叔敖请寝之丘、韩献子迁新田的典故给他们听，众人都在笑他。我对于家中的财务，自己从来没有计算、核查过。我的妻子也从来不把情况告诉我，只是叫僮奴们去开垦荒地，在大旱的年成，只有我家的地获得丰收。当稻子成熟的时候，先用它们酿酒给我的父母品尝，自己才敢尝。当丰收了大小麦的时候，先用它们做成美味的酱制品给公婆，自己才敢用它做菜。祖宗的祭祀，宾客的接待，子女的婚嫁，亲友间的礼尚往来，没有做得不周到的，姐妹中孤苦无依的大都来投奔我，周围的学院的居住与饮食都有保障。有时候碰到不顺心的忧愁事，组后都默默接受没有怨言。犹豫我喜爱读书，那些书香人家有零散的书籍，我都找邻里去求借，于是购置的书籍不下几千卷。庚戌年的时候，我到京城参加会试落榜，走陆路过了十天才到家。那个时侯正是芍药花盛开的时候，我的妻子准备了美酒来慰劳我。我说:“怎么会没有遗憾呢?”她说:“抛弃功名事，隐居不出仕，有什么好遗憾的呢?”长沙的张文隐公去世的时候，我悲伤地痛哭，我的妻子也潸然泪下，说道:“这个世上再也没有了解你的人了!不过是张公负君罢了!”辛亥年五月末，我的妻子去世了，不过是在张文隐公去世后的第二年。又过了三年，倭奴侵犯我国边境，在一天之中掠夺了许多财物才离开，然而我的房子却没有毁坏，堂里的书也没有损毁。后来我一直居住在县城，一年才去两次而已。辛酉年的清明节，我带着子女前来祭扫，留下来把损坏的地方加以修葺，长住在这里没有离开。一天，我的父亲坐在厅堂里，悲痛地对我说:“房子还在，人却已经不在了，我想念我的女儿啊!”我离开以后，十分哀伤，于是将这些记录下来，写了这篇《世美堂后记》。

8. 有美堂记的有关文章

唐宋八大家里，除苏轼与杭州濡染较深外，韩柳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及苏轼父亲苏洵、苏轼胞弟苏辙七人均和杭州因缘甚浅。这既和杭州这座城市的发展进程有关，也跟杭州的城市品位不可分。八人中，苏轼是能雅能俗亦庄亦谐的“样有份”（宁波老话，样样能沾上边），随遇而安的性格，注定其人是没有品位可言的。唐代的杭州不能吸引韩柳，却能让白居易之流留连，其城市品位偏俗已经值得反省。北宋的杭州照样不能吸引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两苏驻足，倒让柳永这类人尽情玩乐，这理应算是杭州城市历史上的一大可耻之处。北宋文化人中，欧阳修是位教父级的人物，他写过许多有关西湖的诗、词、文，可惜此西湖是安徽阜阳的西湖。在他众多的散文作品中，与杭州有关的只有一篇。在当事人软磨硬泡，派人当面求了六七趟后，1059年的秋天欧阳修写了《有美堂记》，一篇很“纯”的应景之作。1057年梅挚出任杭州知府，临走时宋仁宗赐诗相勉，其中有“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的句子。梅到杭州后，感念浩荡皇恩，就用纳税人的钱造了座“有美堂”，“取赐诗之首章而名之”，表面上是“以为杭人之荣”，骨子里无非粉饰太平，拍拍“今上”龙屁。请欧阳修写篇“记”，也无非是管何仙姑叫舅妈——借点仙气而已。中国文人中聪明如欧阳修的，恐怕只有鲁迅可继武。欧阳修当然不愿为他人撑台面，想方设法推托。实在不行，“予乃为之言曰”，便说了通白痴也看得出的场面话敷衍了事。欧阳修肯定杭州城和南京城均属于“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同时通过比较，指出由于战争的破坏，南京衰落了，杭州城成为东南独秀的一枝。至此，话锋一转，不无揶揄地写道：“而临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从，又有四方游士为之宾客，故喜占形胜，治亭榭，相与极游览之娱。”对杭州西湖“销金锅”性质的体认，在欧阳修时代就已是常识了。奢华、轻浮的城市品位一旦构筑定型，似乎很难“翻身”！所以，即便欧阳修日后也成了“朝廷公卿大臣”，他钟爱的城市不是杭州，而是安徽阜阳。更令杭州城沮丧的是，苏轼最终选定的栖身之处，也不是杭州，而是江苏常州。所以，鲁迅当年坦率地承认自己最不喜欢的中国城市是杭州和太原，反映的也不过是前贤某种通识而已。这种通识之于今日的杭州城是当起“警世”作用的。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龚自珍的杭州，竺可桢的杭州，甚至岳飞、于谦、张苍水的杭州，才是不朽的！杭州不应迷醉在白居易、苏轼、柳永的诗词里，当从欧阳修的《有美堂记》里，找寻“物盛人众”、“山水之美”之上的意义！